在影视创作领域，人工智能技术的渗透正引发前所未有的行业反思。全国人大代表、资深编剧赵冬苓基于三十余年的创作实践，对当前热门的DeepSeek等AI工具在剧本创作中的应用提出明确质疑。其核心论点建立在对创作本质的深刻理解之上：编剧并非机械的情节编排，而是对人性复杂性的深度探索与情感共鸣的艺术化呈现。
在技术试验层面，赵冬苓通过实际测试揭示了AI剧本生成的局限性。当输入创作指令后，DeepSeek生成的文本呈现出明显的模式化特征：情节结构遵循既定套路，人物塑造流于表面，缺乏真实生活的肌理。这种现象源于AI的学习机制——通过对海量剧本数据的统计分析与模式模仿，系统能够快速生成符合算法规律的内容，但无法突破既有框架进行真正的艺术突破。这种创作方式导致作品悬浮于现实之上，难以触及观众的情感核心。
人类编剧的核心竞争力体现在三个维度：首先是情感体验的真实性。编剧通过个体生命经历积累的喜怒哀乐，转化为角色的情感逻辑与行为动机，这种转化过程涉及微妙的情感投射与心理揣摩。其次是文化语境的把握能力。优秀剧本往往承载着特定时代的社会特征与文化密码，需要创作者对社会变迁保持敏锐洞察，这种动态认知是静态的数据库无法实时更新的。再者是艺术创新的冒险精神。从《红高粱》中原始生命力的张扬到《沂蒙》对革命叙事的重构，赵冬苓的创作轨迹证明，突破既有范式的大胆创新往往带来艺术价值的跃升，而这正是规避风险优先的AI算法难以实现的创作维度。
技术工具与艺术创作的关系需要辩证看待。AI在剧本创作中的合理定位应是辅助工具而非替代主体。在素材整理、数据检索等基础环节，DeepSeek能有效提升创作效率，但涉及核心的创意生成环节，人类编剧的不可替代性愈发凸显。这种现象在艺术史上存在诸多先例，如同摄影术的出现并未终结绘画艺术，反而促使印象派突破写实传统，开辟新的艺术疆域。当前AI技术对编剧行业的冲击，或许将倒逼创作者重新审视并强化人类独有的创作特质。
行业发展的前瞻性思考需建立在创作伦理层面。如果过度依赖AI生成内容，可能导致创作生态的恶性循环：模式化剧本培养观众的审美惰性，市场反馈进一步强化AI的套路化生产。这种异化过程将消解艺术创作的本质价值，使文化产品沦为技术操控下的消费品。赵冬苓强调的“独创性”要求，实质是维护创作主体性的行业宣言，唯有保持人类在艺术创作中的主导地位，才能确保文化产品的精神深度与人文价值。